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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 美国的捐赠文化与大学之道

2019-10-04来源:中国毛刷网


耶鲁校友、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


大学之道。


当世界迈入信息时代,现又插上了人工智能的翅膀,高等教育学府应如何借助人工智能的技术风浪而持续“在明明德”,使得既能让自己培养的学生做好应用这种未来强大工具的准备,也能深层次地介入其产生的社会和伦理影响。


还记得前不久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向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那笔高达3.5亿美元的捐赠吗?目的是支持其建立一所1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学院,以推进人工智能在生物、化学、政治、历史和语言学等各学科领域的广泛应用。(当然,这所新学院将被命名为麻省理工学院苏世民计算学院。)


在耶鲁管理学院领导力研究高级副院长、管理实践学教授Jeffrey Sonnenfeld眼中,此举不仅是对一所明星院校的变革性捐赠,更是公开支持美国高等教育而使其增强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


同时,这也表明了,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下,高等教育机构生存策略的转变。


与苏世民的捐赠热情相对的,是美国大学捐赠基金遭到的冲击,全国范围主要来自共和党;而在一些财政匮乏的州则主要来自当地的民主党。越来越不利的移民政策也对学校的发展构成了威胁。州治下的公立大学财政拨款近年虽小幅上调,但依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而过去支持高等教育的主要慈善基金会正在逐渐流失。例如,福特基金会去年夏天宣布不再将高等教育战略重点列入它的使命。


庆幸的是,对美国高等教育进行巨额捐赠的不只有苏世民一人。1967年以来,对美国高等教育超过1亿美元的捐赠就高达200余次。


不过,今天的捐赠者,与过去的慈善家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发生了差异。


首先,这些捐赠者往往是商业缔造者,大多属于第一代企业家。对美国高等教育捐赠超过1亿美元的商业缔造者中,除了苏世民,还有布隆伯格(创办布隆伯格新闻公司)、菲尔·奈特(耐克Nike创始人)、 比尔·盖茨(微软创始人)、约翰·保尔森(华尔街“对空基金第一人”)、迈克尔·戴尔(戴尔科技集团董事长兼CEO)和肯‧朗格尼(家得宝的投资创始人之一)。所有这些人都是实现了美国梦并有志于回馈社会的实例

苏世民(左)与布隆伯格


其次,他们往往在有生之年就开始捐赠,而不是推迟到暮年进行遗赠。相比之下,过去许多实业家,例如安德鲁·卡耐基、亨利·福特以及约翰·洛克菲勒,都是在人生最后几年或是通过继承人进行捐赠。如果希望指导捐赠对象,这显然为时过晚。而且,这样的捐赠不免引发净化早期事业的争议。


今天的商届领袖,做慈善并不是出于洗清对过去争议行为的指控;相反,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引以为傲,并渴望趁精力旺盛之时对捐款的使用效果加以影响。他们早一些开始捐赠,也能早一些分享他们的智慧、关系和精力。这样才能与每笔巨额的捐赠相匹配。


因此,这些捐赠者讲究实际、要求具体,而不是给大学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布隆伯格在2016年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提供的3亿美元捐赠,要求用于研究美国人平均寿命下降的问题。苏世民向MIT以及保尔森向哈佛的捐赠,目标均为推动人工智能及其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朗格尼对纽约大学的捐赠,则用于支付所有医科新生的全部学费。


第三,这些巨额捐赠者采取的方式,与他们自己声势渐微的基金会处境相一致,也就是款项设置时间期限,必须在一段时间内开支完毕,而不是永续存在。这与卡耐基、福特和洛克菲勒等早期的慈善家不同。


50年前,美国50家最大的基金会中,采纳这种不永续策略的基金仅占总资产的5%。到2010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24%。而且随着超级富豪人数的不断增长,这一比例应该还会继续上升。


为慈善基金设立使用期限,在遇到学校工作重心偏离捐赠者的意图时,有助于减少捐赠者与学校行政者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案例10年前曾发生在普林斯顿大学。罗伯逊家族在1961年向该校捐款3500万美元,用于扩大该校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规模。50年后,罗伯逊家族的后人称,他们的捐赠没有按当初的意愿使用,而是用于为其他职业培养学生。


在捐赠者有生之年用尽慈善捐款,还可以减少管理费用,提高透明度,并有效控制意识形态偏见产生的疑惑和顾忌,因为捐赠者可以看到他们的钱用于何处。

慈善家进行捐赠时也面临着挑战。他们希望把钱捐给那些已经很知名的大学。一项针对3700多个机构的调查显示,2017年获得捐款最多的20所学校,占了捐款总额的28%。捐赠者向顶级学校捐款,不见得是出于虚荣。他们希望合作的机构过去有良好的纪录,有助于高效地使用慈善捐款。这也会推动其他学校为了获得慈善家的青睐而改革,不断提升效率,也更加关注社会问题。


当然,大学通常不欢迎捐赠者的干预行为,比如影响行政优先权,限制管理费用,指示学者做更加实用的研究。此外,学校也担心商业意识形态渗透进教室。


但同时,大学也需要这些慷慨的新朋友,因为传统的资金来源正在逐步萎缩。而且还面对着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质疑。


在基金会、立法者和公众对大学的热情减退之时,庆幸有这些新的捐赠者还看重大学作为思想和创新中心所产生的竞争价值。但捐赠者不应指望校园里的所有人都会感激他们这份至关重要的义举。


可可·香奈儿曾经说过:“真正的慷慨,意味着接受他人的不感恩。”


本文选编自耶鲁管理学院领导力研究高级副院长,管理实践学教授Jeffrey Sonnenfeld的《巨额捐赠者如何拯救美国大学?》(“How Megadonors Could Rescue America’s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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